《瀛寰志略》：在中国发现世界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848年，也就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出版那一年，一个名叫徐继畬的政府官员刻印的《瀛寰志略》，如在大清国死寂的政界和思想文化界投下了一块巨石，在激起层层波澜的同时，也击碎了中国人几千年来亘古不变的世界观。

重新认识中国
　　徐继畬（1795—1873年），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人氏，出身官宦家庭，经科举考试而入仕。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时，徐继畬受命督兵海防前线的福建漳州，发誓“以此土为安危，以此城为存亡”。面对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徐继畬悲愤地写道：“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他意识到中国不能再抱守“天朝上国”的心态了，只有打开眼界，了解夷情才是当务之急。
　　1842年，道光皇帝任命徐继畬为福建巡抚，在战争的刺激与皇帝的鼓励下，徐继畬多方搜集材料，广泛接触外国传教士和外交官。“每晤泰西人，辄按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公事之余，惟以此事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历经五个寒暑，54岁的徐继畬终于将其对西方世界的研究心血《瀛寰志略》一书完成，全书共十卷，15万字左右，配图42幅。《瀛寰志略》以图为纲叙述，首以“地球平圆全图”为引介绍东西半球的概况，然后展示“皇清一统舆地全图”，从世界地理的角度明确指出中国在亚细亚之东南，虽然从面积来看，中国是亚细亚之中最大一国，但却仅是世界版图中的一国。这就打破了传统朝贡体制下“天朝上国”的思想束缚，从客观上纠正了国人对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种种错误认知，显示了观念上的巨大进步。

重新发现世界
　　长期以来，“中国中心说”是华夏子民脑海里的固守观念，对域外世界则知之甚少乃至毫无所知，道光皇帝就曾经问英国是否与俄罗斯接壤。《瀛寰志略》对各国的确切位置和版图的大小作了计算，按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顺序依次介绍了80多个国家的地理分布、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习俗和社会风貌。
　　徐继畬曾亲身见证英国人先进的武器装备，他感慨火器本创自中国，却被西人发挥得更为精妙。《瀛寰志略》在描述西方时，称赞英国“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美国“商船火轮船无所不到，陆地有铁路，马车与火轮车并用。火轮车行甚速，每日可三四百里”。通过对英、美两国的分析，徐继畬认为，推动西方诸国强大的基础就在于工商业的发达。他在《瀛寰志略》中写道：“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他特别以英国为例指出，英吉利三岛论其幅员不过与福建、广东、台湾相若，即使尽为沃土，地力产能又有几何？但却能骤然富强纵横数万里，原因就是工商发达，“益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化”。

借鉴强国民主政治
　　《瀛寰志略》最有特色也最具争议的，是在一个封闭已久的专制王朝国门初开的情况下，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给予了重点介绍和肯定，并倡导借鉴西方进行改革。徐继畬对英美列强的议会组成、职权范围作了详细的考察，指出议会制是西方各国的共同体制和富强之本。
　　《瀛寰志略》最具精化的部分是在第八卷中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推崇：“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徐继畬对华盛顿尤为钦佩，称赞他是“异人也”，起事勇于陈胜、吴广，割据雄于曹操、刘备，“即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在徐继畬看来，虽然中国历代王朝政治一直宣扬上古尧舜禹选贤任能的仁德，但在实际统治中却从来没有做到，反而延续了“家天下”的做法。而美国“不僭位号”“不传子孙”，以选举推选领袖人物的制度却实现了天下为公的国家治理。因此，他对美国的政治体制给予了充分肯定。

改革思想之启蒙
　　《瀛寰志略》透过西方先进的器物进而研究资本主义强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般地理学著作的范畴，这正是徐继畬领先于时代之处。但正如恩格斯所言：“传统具有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在大多数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还停留在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华文明自傲，拒学“蛮夷”的时代，徐继畬对西方国家的礼赞，无疑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士大夫“夷夏大防”的心理防线。因此，《瀛寰志略》出版后即招致诸多非议，“见者哗然”。时人激烈批评徐继畬以国家封疆重臣的身份一意称赞英美，暗讽天朝制度，如此为西方造势简直就是“轻重失伦，尤伤国体”。1850年，在《瀛寰志略》成书两年后，徐继畬被撤去福建巡抚职务。
　　马克思指出，中国的精英在鸦片战争数十年后仍然固守着自己的观念，“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在第二次饱尝鸦片战争失败之苦后，徐继畬对世界大势的认识终于拨动了改革派政治家的心弦。1867年，改革派领袖恭亲王奕重新启用徐继畬为总理衙门行走、同文馆事务大臣，并且定《瀛寰志略》为教科书。默默无闻20年后，《瀛寰志略》终于赢得世人的尊敬和肯定。清朝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出使英国归来后由衷地赞叹：“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
　　《瀛寰志略》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其对西方政治制度优点的正视和学习，为后来的维新思想家作了政治改革的思想启蒙。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说，见《瀛寰志略》后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梁启超也称：“在沪始见《瀛寰志略》，始知五大洲各国……当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地理知识，实自此始。”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早在1859年就已开始大量翻印《瀛寰志略》，称此书“通知世界之南针，大有助于维新”。
　　近代晚清社会的一大难题，是究竟接受开放的事实改革自强还是一味地顽固封闭到底。正如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增长推动了西方的复兴一样，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也为深受传统思想束缚的中国人带来了新的观念。通过这本书，徐继畬向清朝统治者和士大夫们传递了世界的新图景和改革的呼声。19世纪后期，西学在中国广泛传播，此后各种救国思潮兴起，《瀛寰志略》实为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