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须针对实际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通过政绩考核和政策扶持来调控和激励地方，由于经济绩效排名对地方官相对政治位置、财政激励及控制权收益的影响立竿见影，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一项长期、艰巨、触及地方利益的政治工作，不仅成效难以量化，还随时可能发生反弹。因此，有人认为这项工作会直接影响任期收益，还有人认为千秋功过最终还是以老百姓是否得到了真正实惠为准，所以工作的重心还是应该放在经济上。这种央地间视角的差异正是政策推进过程中，运动式响应、模糊化解读和间歇式推进现象时有发生的原因。
　　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反映了中央对地方考核标准的变化，单指标的制度设计容易将地方工作重心片面化，只关注局部利益，而“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则指明了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看问题的全局观，表明了中央意在锤炼地方干部“功成不必在我，而努力必不唐捐”的气度和胸怀。为增强实效，实践中应着重从全局高度进行制度创新，加强党政间、央地间、区域间的协同。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认为公权私用是大问题，认为亟需整改，但一旦真触及自身利益，就发现部分人并不是真要废除公权交易。这也正是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部分基层干部缺乏工作热情的深层次原因。
　　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就在于提醒每个党员干部：对公权力应时时抱有敬畏之心，不能忘记权力来自于人民，你的才华和能力之所以被认可是因为人民给予了你展示的平台。当然，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在严肃公权力的同时，也要正视党员干部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并通过激励和问责并用的方式把它们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一方面，在利益分配上不搞一刀切，可以参照工作实绩，用多样化的利益杠杆进行激励；另一方面，规范监督和问责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切实解决民众形式上有权而实际上无权的现象。
　　关系文化是中华文化深层结构的一部分，借关系谈感情、借感情谈事情、借事情来完成利益交换已成为全社会司空见惯、深恶痛绝却不得不做、甚至会主动去做的行为。久而久之，不走关系办不成事的思想深入人心，逐渐形成各种利益集团。在此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面临两难选择：制度过严，很多人不适应，影响工作积极性，制度过宽，缺乏威慑力。
　　科学化是新时期党建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工作方针，也是平衡关系和制度的理想抓手，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一是标准要科学，要结合国外现代化的治理经验和现实的国情党情，拿出实实在在、易于落地、便于量化的考核标准。二是执行要科学，要结合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方针，将原有的党建工作进行流程再造，层层落实主体责任。三是考核要科学，要把考核与问责结合起来、一视同仁，不搞过场化考核，做到真严、敢严、长严。最后，还要时时警惕以科学化党建为名，形成新的更隐蔽的潜规则和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