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也门《撤侨》行动看海外危机应对

危急时刻，中国护航编队悄然驰往也门
　　首都被胡塞武装攻占，也门总统出走，沙特率联军空袭……2015年3月下旬，位于中东十字路口的也门政局剧烈动荡，烽烟四起，战火已呈蔓延之势，位于海外的国人又一次面临危难。
　　但就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犹豫、观望之际，中国政府又一次做出了“撤侨”的果断决断。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于3月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通告：“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也非常关心在也门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危，将根据也门形势发展和需要，及时采取行动，确保中方有关人员安全。”此时正在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我海军编队已暂时终止任务，悄然驰往也门海域，准备撤离处于战火中的中国公民。
　　担任此次“撤侨”任务的力量，是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我海军第19批护航舰艇编队的“临沂”舰、“潍坊”舰和“微山湖”舰，它们根据最高决策部门下达的指令，先后赶赴也门附近海域以撤离处于危险中的中国公民。
　　由于沙特牵头的“决断风暴”行动仍在进行中，也门国际机场在空袭中受损并处于危险中，空中撤离十分困难，只有海上撤离尚存机会，这也是仅调用护航编队而未动用空中力量进行危机应对的主因。

多方协调，安全撤离多国人员获国际称赞
　　中国驻当地使馆周密组织，为顺利撤侨做了一系列的铺垫。一是疏通也门军方、内政部和胡塞武装组织的关系（其在通往港口的路上共设立了9道关卡），提前打通了从萨那到荷台达港的生命通道；二是由大使亲自出面，连续会见也门军方和内政部官员，寻求到了中方人员撤离时的“特殊”保护（也门军方曾派出20名宪兵驾驶装甲车为中方车队开道，内政部则派出40人驾驶多辆皮卡车进行沿途护送）；三是对从荷台达港进行海上撤离的行动制定了详细预案，确保了人员撤离时的快速登船（400多人登舰只用了半个小时），减少了撤离时可能面对的风险。
　　3月29日至4月7日，在多方协调配合下，中国军舰分4批成功从也门快速将613名中国公民，以及来自15个国家的279名外国公民撤离至安全区域（由吉布提港分别返回）。
　　在撤离行动中，中国发扬了真正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除每次撤离中国公民时都捎带上了一些外国公民外，“临沂舰”还专门于4月2日冒险前往已经处于战火威胁下的港口，帮助正处于危险状态的其他10个国家（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新加坡、意大利、德国、波兰、爱尔兰、英国、加拿大和也门）的225名人员实施了安全撤离。

再次撤侨，应带来海外危机应对的反思
　　也门“撤侨”是继2011年利比亚、2013年叙利亚和2014年伊拉克撤侨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撤侨”行动，如果将其与其他几次重大的“撤侨”行动放在一起分析，从共性上看，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一是当事国都陷入了巨大的政治与社会动荡之中；二是所在区域面临或已经进入冲突与战争状态；三是我在海外的各类人员均面临人身伤害的巨大风险；四是时间紧迫、时机重要，组织实施要求极高；五是需耗费国家大量资金、动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庞大人力、物力，并实施高层决断，以及多部门、多机构和多领域的协调行动。
　　面对上述特点，我们需要冷静下来思考，究竟要具备那些条件，才能使得今后的海外危机应对保持主动？这里的关键是建立一种专门的海外危机应对机制。
　　海外危机应对是一种特殊的危机管理模式，它是针对海外发生的涉及我人员及机构重大安全与利益的突发事件，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对所拥有的各类资源（含力量、装备、物资、技术、政策和多种手段等）进行决策、筹划、组织和协调等，以求避免或降低风险、控制事态升级或促成局势转变，并创造和把握机遇，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及确保我国海外利益的行为。
　　海外危机的风险和管理目标，有别于一般的危机管理。因此，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沿用传统的危机管理理念，也不能靠经验主义来应对海外危机事态，而要按照海外危机事态的基本特征和具体内容，从全新的视角运用危机管理艺术。鉴于海外危机多具有不确定性、突发性、复杂性和联动性等特征，需要我们在总结历次“撤侨”行动和其他海外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规范化的海外危机应对机制。

多管齐下，提升应对海外危机行动能力
　　海外危机的应对牵涉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多层面的问题，欲提高危机的管控成效，需要多方努力，在新的“国安委”统筹下，根据海外危机的特点和应对要求，协调行动，提升能力，确保主动。
　　首先，需要出台海外危机应对法或制定相关的行为条例。包括明确海外危机应对的适用范畴、管控目标、指导原则、领导（协调）机构、力量使用、行动程序（方法）、组织协调（内容）和保障措施等。
　　其次，海外危机应对中，应视事态的发展，把握好“事前管理”、“事中管理”和“积极管理”的基本原则。并且，应将海外危机应对纳入到国家安全危机管控的常规清单，建立有效的专项危机管控机制。同时，应将海外危机应对与军队在更加广阔的空间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建设和适应“走出去”的战略谋划结合起来。
　　再次，应针对军队在应对海外安全挑战方面所存在的一些“短板”，结合“打得赢”的专项能力建设加以弥补。其中，尤应加快发展大型救援（输送）装备和境外保障能力，我们在这方面应加紧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