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变革与中国战略选择

4月25日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在京召开了“第三届中国国际战略研讨会”，会议恰逢国际战略研究所成立十五周年，来自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资深专家们共计七十余人出席了此次会议。与会代表围绕国际体系变革与中国战略选择这个中心问题，分别在“大国关系”“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亚太秩序”“全球治理体系”四个议题下主题演讲，并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

大国格局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大国格局是把握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基本抓手，中国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有可能带来国际秩序的调整。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判断未来5—10年国际格局可能呈现四个等级的梯形格局。第一个等级是顶端的美国，第二个阶梯是中国和欧盟，第三个梯队为俄罗斯、印度、日本，第四梯队为巴西、韩国、土耳其、南非、尼日利亚等新兴国家以及以色列、沙特等有特殊地位和影响力的国家。国防大学唐永胜研究员分析认为，理解国际秩序的变化需要考虑旧的逻辑与新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地缘政治、强权政治是旧的逻辑，新的现实是网络发展、全球性问题，二者的矛盾直接体现在国家间地区间的非零和博弈的上升。
　　大国关系是国际政治的核心，中国与美国、俄罗斯、欧洲以及日本等国家的关系依然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研究员提出，大国格局现在单从力量对比很难说清强弱，但是从国际秩序、规则以及秩序而言可以分晓实力差异；目前中美关系间核心问题转变为国际秩序问题，即中国实力上升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研究员提出，从历史上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取决于两点，即制度文明和实力：当日本认为制度文明和实力双双不如中国，就采取学习策略，比如唐朝；当日本认为中国制度文明不如本国，但实力强于本国，就采取防御战略，比如元朝；当日本认为自身制度文明强于中国，但实力不如中国，就侵扰中国，比如明朝；当日本自认制度和实力均超过中国，就进行侵略，比如晚清和民国。现在安倍政府采取防御策略，中日关系依然存在很多变数。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与会代表均表示，由于联合国的效率问题、代表性问题和决策程序的不透明，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势在必行。联合国目前的角色和安理会的改革方案是会议讨论的重点。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刘建飞研究员提出，二战后冷战秩序和联合国秩序两种秩序主导国际格局发展，1945—1971年冷战秩序主导，1971—1989年两种秩序共同主导，1989年冷战结束，联合国秩序主导。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周琪教授概括了中美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观点差异：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中国坚持代表性原则和地域平衡；美国主张效率原则，希望增加“民主阵营国家”，关注候选国在反恐、反扩散和人权方面表现。关于否决权问题，中国认为要限制否决权的使用；美国不赞成否决权扩大，但是不同意限制否决权。

亚太秩序
　　伴随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和美国“重返”亚太，亚太秩序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焦点，中美关系无疑是稳定亚太秩序的中坚力量。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前所长宫力研究员表示，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趋向是不挑战现有秩序，而是要有创造性的思维和举措来推进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比如亚投行。中美关系中有所作为的空间没有在周边的空间大，我们要把强大的经济实力转化为规则制定、引导议题的能力和影响力，比如“一带一路”。
　　与会学者认为，今天亚太形势的复杂性在于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结构与中国主导的地缘经济结构之间的矛盾。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楚树龙教授认为，今天描述和界定亚太秩序还是基辛格界定的威斯特法利亚框架下的主权国家体系，尽管经济一体化繁荣，政治安全依然以主权国家为主，安全体系方面主要还是双边体系，特别是美国盟国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战略与亚太研究院院长李向阳研究员提出，未来影响亚太经济发展的三个机制分别是美国主导的TPP、东盟主导的RCEP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张琏瑰研究员认为，中国的崛起、日本从战败国家走向正常国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相对衰弱这三个基本趋势决定了亚太复杂局势。大国之间发生正面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夹杂在其中的小国希望在大国调整中抓住机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反而有可能和大国发生冲突。

全球治理体系
　　在全球治理理论的构建问题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研究员提出几个基本的构成要素。第一，基本的假定，即每个国家都是“理性人”，且国家间有共同利益；第二，治理等基本概念；第三，全球治理问题最主要的变量，并且说明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第四，全球治理最核心的问题是没有世界政府下，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第五，全球治理理论边界和范畴；第六，理论的检验评价体系。
　　在全球治理的合作问题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孙建杭表示，不同领域的全球治理问题具有不同的特征，经济问题具有可协调性，但是政治和安全问题可协调性相对比较差，比如打击恐怖主义的公共产品很难提供。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陶坚教授提出，应当从南南合作的角度来考虑全球治理，事实上“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等都是这方面的实践与尝试。
　　关于中国与现有国际治理体制的关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马小军研究员提出，国际治理体系始终是倒逼中国改革发展的重要要素，TPP、TTIP有可能倒逼我们提高自己的门槛和国家竞争能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正毅教授认为，今天世界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的崛起是对1500年以来的世界体系的继续还是终结。该体系的发展源自四大动力：国家生存空间的维护和扩展、贸易和金融、科学与技术以及制度。中国今天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围绕这四大动力展开，如果对现有体系有所修正和调整也需要从这四大动力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