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国家安全

思想是万物伟大的杠杆，是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伟大的思想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引领。习近平主席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这样一种思想，是一个完整的、开放的体系。我们研究中国国家安全问题，一定要深入学习领会这一思想体系，把它贯穿到平时研究的方方面面。

大视角
　　中国的国家安全正处在一个全面的拓展期：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地理上遍布全球，内容上延伸至社会各个方面。没有一个安全问题是孤立的，没有一个解决方案是唯一的，没有一种影响是简单的。所以，习近平主席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义之一，就是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必须从总体安全的大视角加以研究解决。
　　用这种大视角来研究国家安全，要求我们必须跳出某一领域的局限。众所周知，美军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聚焦军事的意识很强。但美军也是美国国家安全中非军事领域研究的主力之一。比如，美军对极地安全的研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开始，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前不久，93岁高龄才退休的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他任期内发出的研究项目可谓包罗万象，完全打破了领域的界限，结果有效地推动了美军军事转型，完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军事体系改革。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主要对手学习。
　　用大视角来研究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要注意那些各领域之间交叉关联的边缘问题。这些边缘问题往往反映了国家安全的“短板”，难度很大，价值更大。比如地缘水政治问题就是水资源安全和周边地缘安全之间的边缘问题。国际上有很多安全专家将水资源分配作为战略性问题，认为21世纪人类很可能为了争夺水资源而开战。中国与印度、与湄公河下游的东南亚国家都存在水资源分配问题，同时也涉及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未来很可能引起我周边地区的动荡和冲突，需要认真关注。类似这些边缘问题还有很多，必须放在我们的大视角之内。

大战略
　　大战略谋的是全局。制定大战略，实施大战略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使我们的研究服务于我们的大战略，为它提供关键的智力支撑。
　　研究大战略的难度很高，需要紧紧把握它的两大特点。一是战略的总体性。大战略以具体的目标、手段和途径为基础，又超越这些具体要素。它是一种总体性的规划，是国家战略资源的综合运用，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都在这一框架内实现。习近平主席讲的“发展与安全两个轮子都要转”，这就是大战略。二是战略的主动性。传统的国家安全研究是谈应对，本质上是被动的。而大战略是主动设计、主动定调，所以大战略框架下的国家安全研究也必须关注主动塑造。这种主动性与中国所处世界政治舞台的位置有关。在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央时，中国应有担当，应主动谋篇布局，影响他人，影响世界。当然强调主动性还要讲辩证法，要考虑到我国的家底和复杂的国际互动，避免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修昔底德陷阱”。
　　国家安全研究服务于大战略，当前一个很好的着力点就是“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是国家层面的宏观构想，一旦展开将对中国的外部环境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是综合了发展与安全的大战略。但“一带一路”涉及的矛盾复杂，战略性的陷阱不少，很多具体的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在亚欧大陆方向。比如，中-美-俄在欧亚大陆腹地的地缘政治关系应该怎么处理，与中亚加强互联互通后的新疆事务应该如何处理，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如何处理？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国家安全研究花大力气、下大功夫的地方。

大标准
　　对任何一项工作来说，标准至关重要。标准是评判，标准是导向。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国家安全研究，就必须解决一个标准问题。
　　国家安全研究是由不同领域组成的。有领域划分就有本位主义。其优点是专，各司其职，各精其业。其缺点是偏，往往只强调一个方面，却在另一方面付出代价。如何衡量这种得失，进而如何评判某项做法和政策，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在我们历史上，有过一些“稳定压倒一切”或别的“压倒一切”的特殊时期，这样的标准非常单一，方便操作。但如果时间长了，一定会有所偏颇，甚至可能损害国家安全全局。总体国家安全观概括了十一个重要领域，而且相互之间的关联程度很高，这就提出了在宏观层面确立大标准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大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总体安全”。
　　“是否有利于总体安全”的实质就是要算大账。国家安全研究要跳出本领域，学会从全局看利弊得失，提出总体最优战略。同时，国家安全研究也有责任、有义务，通过自身扎扎实实的工作来推动这个大标准的确立。这个大标准一旦深入人心，任何一个安全问题、一种安全政策都会自觉上升到国家大战略层面。我们在国家安全中面临的一些两难问题，比如像“在南海是维权还是维稳”“缅甸政府与果敢武装之间应该如何选择”，都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今年是抗日战争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中华民族来说，70年前的这场胜利来得太不容易，付出的代价太大。带着这种历史的沉淀，我们学习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探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来引领国家安全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是一次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