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逆袭：英工党新领袖当选对政局的影响

2015年9月12日，66岁的科尔宾（Jeremy Corbyn）以接近工党党内60%的得票率击败了其他三位实力派选手，成为英国工党的又一任领袖，其本人也被媒体称为“有史以来最左的领导者”。科尔宾的当选让世界为之震惊，他给英国政局近二十年来“中间路线”的左右之争注入了一股新的不确定性。

“新”工党思想的“溃败”
　　随着2015年5月7日工党在英国大选中的再次惨败，党魁爱德·米利班德宣布辞职，这标志着英国工党党魁位置的激烈角逐开始上演。科尔宾一直是工党北伊斯利顿地区（North Islington）的下议院代表，但从未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也没有真正进入过工党的权力中心场域。当科尔宾向媒体宣布角逐领袖位置时，所有工党的大佬们都认为这是一次陪练，仅仅是一个“极左”思想候选人的代表，不具有威胁性。正是在这种思想认识下，科尔宾成功地获得了36位工党下议院议员的集体签名（35位以上提名才有参选资格），与另外在影子内阁中担任重要位置的三位候选人竞选。然而，科尔宾出人意料的在第一轮中便获得了59.5%的绝对票数，毫无悬念地击败了其他三位候选人成为英国工党领袖。这一得票数甚至超过当年布莱尔当选为工党党魁的票数。
　　科尔宾的竞选过程实际上并不是一帆风顺，几乎所有的英国工党前政要都公开表示极力反对科尔宾成为工党领袖，包括布莱尔、布朗以及米利班德兄弟。然而，这些工党标志性人物的反对并没有动摇工党普通党员和支持者们的信念，而恰恰反映了“新”工党思想的溃败，他们需要新的领袖，新的尝试。甚至有的工党党员说，选谁都不会帮助工党赢得下一届大选，不如给科尔宾一个机会。可见，“新”工党思想的溃败是造成工党党内支持科尔宾的重要因素之一。
　　“新”工党这个称谓源于1997年英国大选时以布莱尔为首的工党赢得下议院的绝对多数，完胜保守党而得名，正是因为大选的胜利，学者们将那时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和政策调整称之为“新”。这种“新”开始于金诺克的改革，鼎盛于布莱尔时期，延续于布朗时期，溃败在爱德·米利班德时期。其强调“公私混合经济，积极福利国家，政府与市场合作，以及个人责任”。然而，“新”工党思想的遗产让越来越多的工党党员觉得已经不再适合当下的时局。所以，当科尔宾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重新国有化，加大政府开支，政府大包大揽”的政策宣示口号时，这对于当下的工党普通党员们是十分受用的。因此，他成为新的英国工党领袖也就不足为奇了。

更加激烈的“党内斗争”
　　工党党内绝大多数党员的支持并不意味着科尔宾的首相之路就会一帆风顺（工党党员总数50多万人），事实上，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英国人有70%以上的公众并不认为科尔宾是一位适合成为英国首相，代表英国利益的人选。曾经提名科尔宾参选的工党老政治家贝克（Margaret Beckett）对媒体公开表示十分懊恼提名了科尔宾，为工党的党内团结埋下了隐患。笔者以为，科尔宾突如其来的出现，可能会使工党的党内斗争更加激烈。这次选举揭示了工党内部在支持者结构和文化上的分裂，由老牌左翼斗士和自发、朴实、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人组成的“新兴”力量，击败了“当权派”。虽然，在科尔宾当选后，爱德·米利班德等其他三位重量级候选人以及前副首相布雷斯科特对媒体公开表示了对科尔宾的支持，并督促工党党内全力支持他的工作。
　　但这并不代表工党党内政治精英们的真实想法和意图，特别是在意识形态的调整和转变中，这些精英们也绝不允许工党忽然就转向“极左”，牺牲长久以来探索出来的政治道路。科尔宾目前虽然赢得了工党党内普通党员的信任和支持，但实际上真正发挥巨大作用的是党内的政治精英们，科尔宾能否取得精英们的支持是衡量工党党内团结的一个重要风向标。然而，科尔宾当政还不足一个月，有不少迹象已然表明，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会使工党党内的争执更加激烈。首先，工党党内的老一辈领导者不支持科尔宾，比如布莱尔和布朗等，他们的抵制力和影响力在工党内部仍然是巨大的，与他们站队的党内精英会在科尔宾的当政过程中形成强大的阻力和压力。布莱尔曾专门发表文章，抨击其政策是“爱丽斯梦游仙境”，大声疾呼“工党若选科尔宾做领袖，等于是自杀行为，不单会大选失败，甚至会有亡党危机”。其次，就在科尔宾宣布获胜后，工党“影子内阁”十余名成员立即提出辞职，比如，在国防问题上，科尔宾主张弃用核设施，负责国防事务的部长已经因为在国防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与科尔宾极为不同而提出辞职。再比如，在重新国有化的问题上，科尔宾主张将铁路、皇家邮政等公用事业完全国有化，重新回到“公有制”的老路上，极大挑战了工党自20世纪90年代艰难转型后来之不易的成果，受到党内精英的一系列质疑。笔者以为，科尔宾将会面临来自工党党内强烈的抵制，甚至科尔宾能否将自己的党魁位置坚持到下一次大选都要完全取决于他今后的平衡和妥协能力。按照现行规定，工党党内只要有20%的议员代表提议，也就是只需要48名下议院议员的集体动议，便可以公开挑战科尔宾的党魁位置。

党争增添“街头政治”色彩
　　工党与保守党是英国政治中的两大政党，在近百年的英国历史中，一直是保守党与工党在轮流执政，随之出现的则是两大政党围绕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通过议会辩论、媒体宣传、执政绩效以及因选举政治而产生的偶然事件展开竞争，赢得选票，组阁执政。然而，近二十年来，即自布莱尔执政以来，历任执政党领袖基本上遵循了可预期的政治游戏规则，通过传统的方式展开党争，还没有谁像科尔宾一样，走到保守党大会的大门口亲自发表演讲，组织抗议，走上“街头政治”的道路。
　　10月1日晚上，科尔宾走上曼彻斯特大教堂前的演讲台上，向正在保守党年会上抗议的7000多名工会成员发表了极富煽动性的讲话。这一行为实际上打破了英国政党党争的不成文规定，即当一个政党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年会时，另一政党的党魁不出现在这一城市。科尔宾草根逆袭，完全无视这一规矩，作为最大反对党的领袖出现在保守党年会召开地，参加街头抗争，反对保守党政府这些年的紧缩政策。无疑，因为科尔宾的特殊身份，使得保守党的年会开得极为扫兴，也激起了保守党的强烈不满。笔者以为，凭借科尔宾的“草根习气”，工党与保守党今后的党争会更多有“街头政治”的色彩出现，值得关注。

政策分歧渐趋扩大
　　科尔宾属于典型“极左”思想的奉行者，可以预期在他当政下，工党所推出的政策纲领必将会与“左”的路线保持一致，从而形成与保守党政策的鲜明对比。第一，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两大政党在政府是否应该以此为借口继续推行紧缩政策上形成鲜明反差。保守党政府一直提倡紧缩，科尔宾则反对紧缩，认为政府应当投入更多给民生，比如继续增加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等领域的公共开支。第二，科尔宾主张“税收公平”，对富人增税，认为“那些拥有最多财富的，应该交最多的税”，他还支持打击企业和富人的避税和逃税。而保守党政府则通过减税来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激励企业家的积极性。第三，在对待政府定位和角色上，显然保守党政府提倡“小政府、大社会”，倡导社区自治、地区自治，而科尔宾的思路则是重新回到传统的工党思维模式上，让政府直接承担更多的任务和责任，突出政府直接干预的重要性。比如，对铁路重新国有化，直接提供公租房和其他基础服务设施，将医疗系统完全交由政府运行等。第四，在国际事务上，科尔宾坚决反对英国继续保留核武器、君主立宪制，并多次对爱尔兰共和军、哈马斯等表示同情。他认为英国应当考虑退出北约，希望英国减少军费开支，反对英国加入在叙利亚空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