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风险仍属可控

编者按：6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访问美国的一个东南亚青年领袖团体谈话，是近两个月以来第二次对南海问题进行表态。奥巴马的这次“南海谈话”，让人们看到了美国的一些诉求。结合5月份的克里访华，可以看到，中美双方有着很多共同利益，只要双方本着谋发展求共赢的立场，中美关系中的风险是可控的。

近期，南海问题再次引爆国际政治热点，中美关系也迅即被推到风口浪尖之上。在此背景下，如何认识和看待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发展备受考验
　　美国国务卿克里5月16日—17日展开对华访问，成为2015年迄今访华的美方最高级别官员，也是其任国务卿一职以来的第5次访华。从美国务院网站的报道中获知，克里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就7月份即将举行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9月份习近平主席的访美事宜进行沟通与协商。但是，从近日美国国内官员的表态来看，克里国务卿的访问似乎肩负着对华施压的重任，从而令本次访问的“火药味”浓烈。
　　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学界，现在都弥漫着一股对华强硬的论调，这使得中美关系似乎陷入到剑拔弩张的危机当中。日前，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不具名官员的话，称美国防长卡特考虑派军舰和军机进入中国近期填海造地的南海岛礁12海里海域，以实际行动来彰显美国主张“航行自由”的意志与能力。对此，中国外交部要求美方“谨言慎行，不得采取任何冒险和挑衅行为”。回溯到5月初，奥巴马政府再次发表涉华军力报告。中国国防部就此对美方罔顾事实，继续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行为表示坚决反对。除了决策层之外，美国智库也相继发表对华政策报告，例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3月初就美国对华战略发表题为《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的研究报告，建议美国需要重拾对华强硬政策，指出“华盛顿需要一个新的对华战略，它应以制衡中国力量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其崛起为中心”。
　　然而，当今世界的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大国间关系并不是单一的线性结构，而是呈现出竞争与合作相互交替，机遇与风险同时并存的复杂型结构，中美关系更是如此。因此，如果仅将注意力放到其中的某一个点，难免会陷入一叶障目的认知误区之中。从宏观的全局视野与动态的发展眼光来观察，中美关系远未如表象上看到得那样糟糕。实际上，克里国务卿访华至少从两个方面反映出中美关系仍处于正常轨道之上。首先，克里访华以及中方的会见安排展现了中美两国高度重视发展双边关系。实践证明，中美相向而行，两国俱利；相反而行，两国俱损。对于这一点，中美两国都有着明确的认知。2015年2月6日，美国最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强调，“我们与中国合作的广度前所未有”，“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繁荣的中国崛起。我们寻求与中国发展一种能够造福于两国人民、提升亚洲及全球的安全与繁荣的建设性关系”。2月27日，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温迪·舍曼（Wendy R.Sherman）在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的关于东北亚秩序的演讲中就这一政策作出说明时指出，美国非常希望中国稳定繁荣，那不是因为美国大公无私，而是因为中国的成功有利于美国自己。可见，尽管双方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矛盾与分歧，但中美领导人致力于稳定与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意愿是强烈的、一致的。其次，克里访华表明中美高层沟通渠道依然顺畅。目前，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90多种沟通机制，其中尤以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以及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最为重要。可以说，中美的高层沟通渠道与相关联络机制为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以及有效管控分歧与风险提供了最坚实的制度保障。
　　不仅如此，目前两国的军事关系处于相向而行的良性发展阶段。众所周知，军事关系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晴雨表，是判断两国关系发展状态的重要标尺。近年来，中美两军交流机制日益成熟，双方军队高层的互访不断。例如2014年4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访问中国并参观我军首艘航母辽宁舰。5月，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应邀访美，并登上“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和“科罗拉多”号濒海战斗舰参观等。中美两军在互信机制建设方面也做出了诸多富有成效的努力，如：2014年中国获邀参加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此类演习；2014年11月，中美双方建立了两个互信机制，即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这种机制或规则的确立表明中美两军关系已经进入到机制化、常态化的协商与交流阶段，这对于减少双方擦枪走火的几率极为有利。此外，中美两国军方开始注意倾听对方的声音，并用实际行动缓释对方的战略忧虑。例如，针对美方关于中国军力发展的担忧，2015年5月2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意图等美方尤为关切的问题做出了明确回应，这增强了中国的军事透明度，有助于推动与美方构建新型军事关系。
　　尽管如此，中美两国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令两国关系的发展备受考验。同时，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也使得中美关系的发展时刻面临着第三方因素的干扰与挑战。

实施细致的风险管理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美关系的发展也需要更为精心的谋划与更为细致的风险管理。具体说来，中美两国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在保障中美关系大局稳定的前提下，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一方面，要加强战略沟通与协调，全面、客观、包容地认识对方的战略意图与战略诉求。战略意图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变量，但在无政府状态下，他国的战略意图既难以揣度，又不易鉴别。因此，加强战略沟通，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相互交流便成为一条必要且有益的路径。在此进程中，中方对于美国确保其全球优势地位的强烈意愿要予以理解，并明确表达中国无意与美国展开领导权之争。美国对于中国提升其国际威望，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多发言权与话语权的意愿也要予以充分尊重。
　　另一方面，要调整各自心态与行为模式，强化共同利益基础。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美国对于新兴大国中国的崛起需要从中国的对外战略理念到中国实际的国家行为等层次全面地加以审视，而不能仅从历史教条主义的角度出发，先入为主。例如，就南海问题而言，美国政府也承认，2009年到2014年期间，越南是南海争议地区填海造地最活跃的国家。并且，除中国与文莱之外，其他相关申诉国在南沙群岛均修建有飞机跑道。但是，美国对此却并未表示任何不满。对于中国在南沙群岛合情合理合法的岛礁建设行为，美国无任何正当理由，仅以中国“块头大、肌肉多”为由对中国再三指责，横加干涉。可以说，美国摒弃“国强必霸”的现实主义逻辑与“你赢我输”零和式冷战思维，是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条件。遗憾的是，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以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例，美国声称其目的在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但事实上，美国采取排他性的联盟战略与经济战略，使得本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受到阻碍，也令该地区的安全困境更加固化。显然，这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挑战。例如，美国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向其地区盟友发出了不当信号，这使得它们与中国在有关领土领海问题上表现得咄咄逼人。近期美国发布的涉华军力发展报告中，对于存有争议的岛屿问题，美国再次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倾向性。在争议岛屿名称上，美国完全没有理会中国的利益诉求，如将“钓鱼岛”均称为“尖阁列岛”。因此，美国除了需要向中国明确其战略意图之外，也需要向其在该地区的战略盟友做出必要解释，以免它们做出错误判断，从而使中美关系陷入到应对第三方事件的困境之中。
　　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改变历史悲情主义的羁绊，培养起成熟稳健的大国心态。对于美国的战略决策，中国应理性分析，避免陷入感性的窠臼之中。同时，中国还需要加强对外政策宣示的力度与效度，以赢得外部世界对于中国国际战略的理解与认同，消除国际社会，尤其是消除美国及周边国家的疑虑与担忧。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新闻媒体应当在其中发挥正能量。事实上，美国决策层往往通过中国的媒体报道来分析中国的国际战略。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体的自律性、严肃性、客观性与全面性就显得至关重要。
　　此外，双方应协调与确立合作的优先事项，在具体合作中培育与提升互信。例如2014年11月，中美达成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成为两国在共同利益领域加强合作的最新范例。奥巴马政府对于这一成果评价甚高，将其看作是“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乃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离不开双方在具体事务上的务实合作，以及在此进程中减少互信赤字，增进相互理解与包容。当然，“罗马不是一日建成”。在推进集复杂性与重要性为一体的中美关系过程中，耐心与信心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