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国家既有效又有限

在学术讨论中，现代化被认为是一个客观发展过程或趋势，它引发或决定了人们生活价值和理念的变化，从而进一步要求制度变迁和治理体系及能力的重新构建。那么，现代化给世界带来了哪些变化？回顾17世纪以来世界的新变化，可以对这些变化进行如下归纳：世俗化和理性化，与市场交易相伴随的是契约精神、行为的世俗化和理性化；流动性，人口、物资、信息突破地域局限，在更大范围内流通，以至于全球化成为一种趋势；统一性，随着流动性的发展，管理、标准、规则日趋统一和一致，要求各国的管理规则尽可能对接；均等化，流动性带来了资源、服务分布的均等化，差异性在减少，与此相应，正如水往低处流一样，全球呈现拉平效应；专业化，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专业化程度普遍提高，管理精细化要求日益强烈。
　　从17世纪算起，现代化过程经历了300多年历史。上个世纪开始，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考察现代化以来迄今为止的社会变化时指出，“实证证据表明，现代化的每个阶段都带来了人们世界观的不同变化”。根据他的观点，到目前为止的现代化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即工业化的现代化和后工业化的现代化。“工业化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文化变迁过程，带来了官僚化、理性化、集权化和世俗化。后工业社会的兴起导致了第二个重大的文化变迁过程：日益强调个人自主和自我表达的价值观。两个文化变迁都改变了人们的权威取向，但是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现代化的工业阶段带来了权威的世俗化，而后工业阶段造成了从权威中解放出来”。“工业化社会注重不惜代价取得最大的物质产出，以此为人类福利最大化的最佳途径。这个战略在减少饥饿和提高预期寿命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它在后工业社会中产生的回报越来越少。后工业的现代化带来了一种战略上的转变，从物质生活水平最大化转变为通过生活方式改变达到福利最大化”。因此，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两个主要维度的文化差异：与工业现代化相联系的是世俗理性价值观的兴起，导致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从传统宗教信仰转变为世俗理性观念；与后工业现代化相伴随的是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兴起，导致个人自主感的增强和从权威中解放出来的愿望。
　　不管是工业现代化，还是后工业现代化，这个过程对于国家乃至全球政治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于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制度提出了什么要求？这是政治学科力图回答的问题。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政治学基于现代化的研究形成了两大路径：观念导向的理想主义路径和问题导向的现实主义路径。前者基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和观念，着眼于普遍人权的进步，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出发，着重研究一个社会如何保障公民权利，因此，符合这一理想的政体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和总方向。后者基于既有的传统社会面对现代化冲击所遭遇的困境，关注如何重构稳定秩序的问题。因此，建立一个有效的权威秩序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基本条件，而政府能力或国家能力通常在这种研究模型中会得到特别强调。
　　现代化研究的现实主义路径认为，现代化扩大了人们的眼界，释放了人们的需求和欲望，增强了人们的行动能力，这一切对传统社会管理构成了挑战，通常转化为人们对于以往秩序和规则束缚的不满和抗议行为，从而造成社会不稳定。诚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指出：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造成不稳定；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性，积极的策略只能是通过制度的适应性变革，提高制度化水平，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判断，政治学研究形成了“现代化”“国家治理危机”“制度变革”三者关系的理论模型。这一理论模型的直白表述就是：现代化过程引发国家治理危机，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做出调整；政府只有通过制度体系的变革顺应这种趋势，才能化解和应对国家治理危机。
　　现代化研究的两大路径与现实的改革政策直接相关。换句话说，基于国家治理效能的改革与基于权利的改革存在差别，正如基于权利的国家秩序观念与基于治理的国家秩序观念会有所差别一样。假如说存在不同的政治改革模式，那么，以个人权利为动力的政治改革和以国家治理为动力的政治改革，其侧重点也会略有不同。基于国家治理效能的改革可能强调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站在国家整体绩效的立场上，关注国家总体竞争力，强调国家的自主性、统一性；基于个人权利的改革可能强调社会的公平性，站在保障个体权利的立场上，关注如何让公民有更大自由，如何让公民有更多民主参与机会，等等。
　　上述两种路径的差别本质上反映的是对国家的不同态度。在政治学的学术传统中，国家既是个人权利的保护和捍卫者，也是潜在的威胁和妨害者。这种态度体现在诸如早期“政府是必要的恶”以及近期“诺斯悖论”的种种命题和表述当中。这些表述情境不同，但都揭示了现代国家面临的双重任务：国家构建与国家治理，国家构建强调建构一个有效国家、有为国家的迫切性，国家治理强调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和治理的必要性。国家必须足够强大，这样才能具有足够的能力去做该做的事情；但是，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权力不能过于任性，以至于可以不受约束，随意滥用。因此，让国家既有效又有限，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命题，也是国家治理改革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