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学习的敌后游击战

游击战争是抗日持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抗战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便广泛开展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然而，国民党却并不重视敌后抗战，其零星的游击战略思想仍处于酝酿阶段，且多为碎片化的主张，远未达成集体共识，更谈不上作为一种战略提上决策议程。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国共军队的配合作战，争取抗战的早日胜利，在统一战线中影响和推动国民党转变政策，便是其工作的一大重点。抗战初期，作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之一的宣侠父，就利用自己所擅长的游击战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的战术认识，帮助其军队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
　　宣侠父与胡宗南的此次接触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逐步实现，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共同御侮的局面基本形成。但与此同时，日本的对华侵略也进一步加剧，并将侵略重点继续指向华北，中日关系在日本朝野发出的疯狂侵华叫嚣声中变得日益紧张起来。对此，胡宗南十分愤慨，“习闻日本侵我种种暴行，极为愤慨，对宋哲元冀察中立化，尤为憎恶，敌忾心特强”，他认识到“中日必出于一战”。但在此时，包括胡宗南第一军在内的国民党部队因很少与日军交锋，基本缺乏对日作战的知识和经验，而即使是那些已经局部开展起来的游击战争，也大多是自发和被迫的，是作为某种局部的战术配合来使用的。因而一旦正面阵地被突破，国民党就不能有效地发挥游击战抵御日军的功能，日军就可能长驱直入，对敌后毫不顾忌。
　　在这样的形势下，1937年4月，因日本侵华的加剧，胡宗南奉蒋介石命令率部东移徐州、连云港一带，负责守备苏北海防及徐州各战略要点。胡宗南为了提升军队的军事素质和指挥水平，多方招揽军事人才。他知道作为浙江同乡和黄埔同窗的宣侠父知识渊博、文武兼备，对与日军作战颇有研究，便多次邀请宣侠父来徐州考察与讲学。恰在此时，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宣侠父正忙于南北奔走，致力于开展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借此机会，1937年8月下旬，宣侠父经由西安到达徐州，竭力推动胡宗南积极抗日。胡宗南见宣侠父到来，非常高兴，待其如上宾，共同商讨对日作战问题。其间，宣侠父述及了应怎样提高部队军事素质的观点，提出了应当注重通过游击战术对付日军的建议，得到了胡宗南的赞许。胡宗南随即请宣侠父写一篇游击战专论，以作为教育部队官兵的教材。应胡宗南之请求，宣侠父综合其所讲之内容及平时的思考，很快撰写出《游击战争概述》一文。胡宗南阅后，深表认同，当即印发部属学习参考。
　　宣侠父仅用一天功夫完成的《游击战争概述》，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游击战争的定义、战略地位、战略原则和基本方法诸问题，是抗战初期少有的系统论述游击战争的著述。
　　1938年8月，《游击战争概述》在西安《救亡》周刊第五期上发表，引起了国民党军事界的称道与文化界的关注。宣侠父的徐州之行和《游击战争概述》一文，无疑对胡宗南的战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胡宗南后来说：“要打日本，只有采取八路军的办法。”
　　这样，抗日战争初期，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战热潮，有力地推动抗日战争的发展，宣侠父利用自己所擅长的游击战术，成功地帮助胡宗南改变了战术认识，影响并推动了其部队的抗日战略思想。之后，在中共的屡次建议和国民党部分将领的提议下，国民党终于在1938年11月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确定了“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的总战略。因此，总体上看，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敌后部队之所以一度“倍受鼓舞，斗志昂扬”，在策应作战和攻势作战上都表现得十分积极，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施加影响的结果。在中共的推动和影响下，国民党的敌后队伍逐渐得到发展。
　　然而，由于国共两党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识、战略目的，以及对游击战争原则的认识和应用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因而最终导致了双方敌后游击武装此消彼长的不同结果。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将游击战争上升为战略问题来对待，始终依靠人民力量，坚持发展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创造出了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最终获得了胜利；国民党却适得其反，忽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甚至错误地将阵地战运用于游击战场，使得游击战的效用大为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