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简政放权向纵深推进

目前，承接上级行政审批下放和向下简政放权，主要还停留在看列举数字证明“上放下也放”，企业感受并不明显，简政放权反而成为各级政府部门“卸责任、卸担子”的借口，而且还存在“重放权、轻监管”的倾向。加快简政放权改革向纵深推进需要进行“二次设计”，按照“系统推进、上下联动、放管并重”的思路，加强简政放权的督导问责制度建设，继续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加快推进中介服务等配套改革，引入社会和群众监督。
　　首先，上级政府部门仍然掌握审批权力链的“核心环节”，造成权责不对等。在地方，一些省级部门采取变通方式保留对本部门有利的审批事项，将需要审批的环节合并到别的部门审批事项中，或者以“打捆”的形式合并在本部门其他审批事项中，或者下放初审权，保留着终审权或者发证环节。从已经下放的审批事项来看，涉及投资项目审批的仅三分之一，与基层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干部群众普遍反映，上面下放的权力多与地方发展无关痛痒，基层最需要土地审批权、采矿权、信贷审批权，这几项基本不会下放。一些审批事项交给了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成了“二政府”，企业和群众办事更费周折，如为项目审批提供咨询服务的许多机构，和政府部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俨然以政府部门自居，而且收费高、服务水平低，企业和群众普遍反映不好。
　　其次，政绩考核体制导致地方领导干部更加重视短期发展问题，而不重视简政放权改革。简政放权对地方发展的作用是潜在的、隐性的、长远的，地方政府不认为会“一放就灵”，立竿见影。地方关心的是发展特别是近期的发展问题，对简政放权不会像抓具体项目投资、重点企业生产那样重视。而且，对重点项目审批事项，更习惯于通过现场办公、行政协调、行政手段来推进。上级考核地方仍然侧重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和约束性指标，对简政放权缺乏有效的考核督导机制。从而地方没有把简政放权放在激发市场活力清障搭台的突出地位，应付完成任务的情况多，把规定动作“作业”做好，完成任务了事。而且，造成简政放权“一放了之”，忽视对审批事项运行的监管。
　　再次，简政放权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但地方政府缺乏总体思考。简政放权涉及部门多、环节多，对如何承接、下放、取消审批事项，需要从不同层级的职责作系统性思考和设计。但地方政府对于取消什么，下放什么，主要根据上面下派的任务来执行。到目前为止，一些地方虽然按照上级要求，全部承接了下放事项，但由于本级部分部门没有相应工作的职责和职能，造成承接单位无法正常履职。特别是，一些处在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时期的地方，许多新机构和人员还没有到位，导致有些事项下放了，但是相关机构没有成立，职责没明确，无法承接；有些事项取消了，但相关法规没修改，老的规定仍然在执行。
　　最后，地方人才储备和中介服务机构发展严重不足。从承接上级行政审批事项的实际工作反馈来看，现在市、县基层相应机构设置、人才、资金、硬件设施不到位，力量不足，没有能力接盘，造成地方有权用不起来。而且，与行政审批相关的技术性审查、评估、鉴定、咨询报告等服务的中介机构存在严重的“二政府”现象，而且还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垄断特征。
　　当前简政放权改革开始进入由“量化改革”向“质化提升”的时期，改革需要进行“二次设计”，要按照“系统推进、上下联动、放管并重”思路加快简政放权改革向纵深推进。简政放权进入深水区，下放审批权限不只是数量上的事情，涉及承接能力、服务中介发展等各方面的事情，需要加快各项配套改革，齐头并进，才能提高简政放权的效果。承接和下放既要下放一些地方能够接受的行政审批事项，又要考虑地方部门的承接能力。下级政府要结合具体下放权限，主动与上级对应部门对接。要重视行政审批事项下放后的跟踪监管问题。国家和省级政府职能转变重点是定政策订标准，地市以下政府主要是重监管抓问责，承担起本区域内的相应监管责任。
　　下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加强简政放权的督导问责和监管制度建设。国务院要求各地方建立行政审批权责清单，细化违法违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并明确相应的处罚措施。国务院成立督导组，将简政放权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内容，督促各地区各部门落实改革举措，加强放权过程中的监督监管。引入社会和群众的监督，通过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等方式，解决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继续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实现依法行政。目前地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中，大多数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设立的，地方无权自行取消，遇到“天花板”后无法逾越。要修改一批法律的议案和决定，修改部分行政法规。加快制定行政程序法，明确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细化行政程序法在各地的具体操作实施，堵住权力伸出的触角。
　　加快推进中介服务等配套改革。全面清理与行政审批相关的服务，从源头上规范与行政审批相关的中介服务事项的设置。以市场化为导向，打破中介服务的行政垄断和地区性垄断。规定期限要求政府职能部门与自己关联的中介机构彻底脱钩，行业协会商会类等各类中介服务机构一律与审批部门脱钩。建立中介服务黑名单制度。通过市场化的竞争方式，公开、平等向相关社会中介组织购买技术性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