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常侍祸乱东汉王朝

宦官是中国封建政权架构中一个独特群体，因为他们有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其中便出现了一些野心家阴谋家。东汉末年的十常侍就是宦官群体中的野心家阴谋家集团。
（一）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故事一开头就讲导致“一统天下”的汉朝“分为三国”的“致乱之由”，是因为汉桓帝（公元146—167年在位）“禁锢善类，崇信宦官”，特别是汉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继位后，宦官“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灵）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于是而有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为首的黄巾农民起义。由于张角起义军声势浩大、所向披靡，汉灵帝下诏“令各处备御，讨贼有功”，各路地方势力配合官军镇压了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被镇压后，手握重权的十常侍把国家名器化为个人牟利的工具，由此加剧了宫廷内部的斗争，最终导致了汉朝的灭亡，开启了三国时代。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上说的“十常侍”与《三国演义》略有不同，指的是汉灵帝时操纵政权的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个宦官。在这十二个宦官中，张让、赵忠是首脑人物，在历史记载中提到的也主要是这两个人。
（二）
　　“常侍”在西汉时是皇帝近臣的一种加官（原有官职外兼领的其他官衔，以示尊崇），仅是虚衔，又称“常侍郎”，西汉晚期称“中常侍”。东汉时中常侍不再是加官，成为有具体执掌的官职，并且主要由宦官担任，例如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就曾任中常侍。到汉安帝（公元106—125年在位）时，中常侍全部由宦官担任，并委以重任，人数也由开始时的四人增加到十人，东汉末增加到十二人。由此，宦官成为东汉中央政府中一股重要力量，有时竟可权倾人主。
　　十常侍的崛起源于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之间的斗争。
　　东汉共有13个皇帝，但是只有前三个皇帝即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登基时是成年人，其他或是十几岁的少年，或是几岁的儿童，甚至还有一两岁的婴儿，不能实际掌握和行使权力，而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一是母后，一是宦官，于是皇帝的权力就或者落在以母后为核心的外戚手中，或者落在宦官手中。这两种势力都想掌握最高权力，为此互不相让，往往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
　　汉灵帝继位后，十分信任十常侍，予以重用，并封张让、赵忠为列侯。灵帝去世前，在两个儿子刘辩和刘协谁来继承皇位上犹豫不决，但倾向于刘协，便把他托付给西园军（汉灵帝为分何进兵权，在洛阳西园设立的一支禁军）首领宦官蹇硕。刘辩是何皇后所生，何皇后的哥哥何进是大将军。汉灵帝去世后，蹇硕想先杀掉何进，再立刘协为皇帝。但蹇硕手下有个人与何进关系很密切，便示意何进，于是何进抢先立刘辩为皇帝，是为汉少帝，尊何皇后为皇太后，主持朝政，并打算诛杀蹇硕等宦官。蹇硕写信给中常侍赵忠、宋典等人，建议及早动手处死何进，但中常侍郭胜与何进兄妹关系亲近，他与赵忠等商议，不仅拒绝了蹇硕的建议，还把蹇硕的信送给何进看，于是何进逮捕并处死了蹇硕，控制了禁军。
　　这时，袁绍建议何进乘机消灭宦官集团，“为天下除患”，何进也有此意，但是何太后以宦官管理皇宫内部事务是汉朝制度为由不同意，何进的母亲和弟弟多次接受宦官们的贿赂，也反对何进诛杀宦官。何进优柔寡断，迟迟没有动手，但其铲除宦官之心却没有停止。他接受袁绍的建议，命令西北军阀董卓率军进京。这样，何进集团与宦官集团的矛盾日益加剧，势同水火。张让、段珪等经过密商，假传何太后旨意召见何进，乘机将其杀死。何进的部下袁绍等人领兵进攻皇宫，对宦官大开杀戒，赵忠等被杀，张让、段珪挟持皇帝刘辩和刘协等逃出宫外，跟随他们出逃的官员义愤填膺，在路上又杀死了几名宦官，张让等见大势已去，投河而死，十常侍至此覆灭。
（三）
　　十常侍为了取得皇帝的信任，巩固自己的权位，不顾民生疾苦，大兴土木，修造宫室，即使是在黄巾起义爆发后仍照旧征敛无度，诛求无已。
　　黄巾起义的第二年，宫殿之一的南宫因灾受损。张让、赵忠等怂恿皇帝下令在全国征收田亩税，同时从太原、河东、狄道等郡征调木材、文石等建筑材料。对送到京师来的这些建筑材料，十常侍却经常故意刁难，说它们不合格，大大压低收购价格，借此机会“多受赇赂”，地方官员只得继续从民间征调，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官员升迁、任命，也必须拿出多少不等的“修宫钱”，以致逼得有人自杀。钜鹿太守司马直新被任命，他一直清廉自持，十常侍假惺惺地告诉他可以少缴“修宫钱”，他仍然不愿从命，怅然说：“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于是以疾病为由辞官，但是未获批准，于是他“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然后吞药自杀。
　　据记载，十常侍还为汉灵帝“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其中”；“又还河闲买田宅，起第观”；“缮修南宫玉堂”；“又铸铜人四列于仓龙、玄武阙”；“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县于玉堂及云台殿前”；“又铸天禄虾罶，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从史书记载中这一个个“又”字，既可知道十常侍千方百计讨好灵帝，极尽其能事，也可看出史家对十常侍的贬斥和厌恶。可惜汉灵帝颟顸昏聩，对十常侍的这些奉承之举非常满意，很是受用，以致常常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有了皇帝的赞许和撑腰，十常侍更加有恃无恐，“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把自己的房子也建造得跟皇宫似的。汉灵帝常登上宫内的永安侯台远眺，十常侍怕皇帝望见他们的房子而怪罪他们，就让人对皇帝说：“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汉灵帝自此就真的不敢再登高了。
（四）
　　十常侍不仅参与宫廷内的政争，图谋控制皇帝，掌握朝廷大权，而且还利用手中权力，贪污受贿，卖官鬻爵，任用亲信，对揭露他们劣迹的官员则无情打击，疯狂迫害。
　　据《后汉书》记载，十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不仅自己位高权重，势焰熏天，而且父兄子弟遍布地方，为官作宦，作威作福，鱼肉乡里，甚至连他们的家奴也借力沾光。张让有个家奴广泛结交，收受贿赂，“威形煊赫”。有个叫孟佗的人，“资产饶赡”，是个“土豪”，对这个家奴“倾竭馈问，无所遗爱”。家奴问孟佗“君何所欲”？称自己“力能办也”，孟佗说想拜见张让。但当时想拜见张让的人太多，这些人驾车前往张让的住处，“车恒数百千两”，孟佗后到，挤不到前面去，这个家奴乃率人出门迎接，大家以为孟佗与张让关系肯定密切，于是争相贿赂孟佗，孟佗拿出收受的一部分贿赂再贿赂张让，张让“大喜”，于是任命孟佗为凉州刺史。
　　对于异己分子，十常侍则是无情打击和打压。护军司马傅燮一直看不惯十常侍的作为，也向汉灵帝指出，“阉竖弄权，忠臣不进”是导致黄巾起义的重要原因，事为十常侍所知。傅燮受命率军镇压黄巾起义，立有大功，按规定应当论功行赏，但赵忠向灵帝进谗言诋毁傅燮，结果傅燮有功不赏，好在灵帝也没有加罪于他。左中郎将皇甫嵩为人正直，张让曾向他索贿，被他拒绝，张让记恨在心。皇甫嵩率军镇压黄巾起义，张让向灵帝报告说皇甫嵩“连战无功，所费者多”，将其罢职，收回他的将军印绶，把他贬为都乡侯，领地也削减了六千户，只剩二千户。为人正直的宦官吕强建议灵帝大赦党人，威胁到十常侍的利益，赵忠、夏恽等便诬陷吕强兄弟“贪秽”，让有关官员查问，吕强为免受辱，愤而自杀，赵忠、夏恽等又向灵帝进谗言，说吕强是畏罪自杀，唆使灵帝下令逮捕了吕强的亲属，并没收了其财产。
　　对于敢于揭露其罪行的官员，十常侍更是出以重手，置之死地而后快。黄巾起义爆发后，郎中张钧上书灵帝，指出张角之所以能兴兵作乱，且万人乐附，“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建议斩十常侍以谢百姓。汉灵帝很生气，说十常侍中总有好人吧，没理会张钧。张让则让人上书，诬陷张钧“学黄巾道”，是张角的追随者，将张钧逮捕，处死狱中。谏议大夫刘陶也上书说“天下大乱，皆由宦官”，十常侍则诬陷刘陶“与贼通情”，将其下狱，迫害致死。
　　十常侍现象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特殊产物。他们的阴谋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得逞，从客观上讲，是汉代的皇位继承制度和皇帝的颟顸昏聩给他们提供了条件，他们可借助皇帝来满足自己的无尽欲念；从主观上讲，是他们自己野心膨胀，贪欲无度，不知进退，以致身败名裂。